我国经济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主导，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，是一个质的变化，必定会遇到新的矛盾和困难，需要新的突破。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出发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优势，一种有效的方式是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，首先在若干关键领域突破，进而拉动整体转型。
一、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历史经验和独特优势
邓小平在著名的“南方谈话”中说过：“从国际经验来看，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，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，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。日本、南朝鲜、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，就是如此。现在，我们国内条件具备，国际环境有利，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，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，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、效益比较好的阶段，是必要的，也是能够办到的。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！”（《邓小平文选》第3卷，第377页，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）又说：“把经济搞上去，关键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要搞活、要发展，搞不活，隔几年上个台阶就落实不了，这个问题关系大局。”（《邓小平年谱》第1348页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）这个重要观点和方法，今天还用得着。
当前，我国总体上处在新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，经济总量已排世界第二。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恐惧。它们由于金融危机、债务危机的困扰，多方面依赖中国，同时又为转移内部矛盾而遏制中国。经济上的贸易保护，技术上的阻挠封锁，军事上的穷兵黩武，外交上的邻边挑拨，意识形态上的多渠道渗透，组成了西方国家的反华大合唱。而我国本身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发展转型的新任务，需要在新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。形象地说，就是“经济突围”。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战术“突围”？应当在总结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出新招。
放眼世界，大多发达国家的崛起，都是首先依靠大型企业的带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发展起来的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美国率先产生和发展了托拉斯这种大企业形式，出现了福特、摩根、洛克菲勒等大型企业，超越了老牌经济强国英国，并居全球第一。至今美国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0多家，其经济总和约为美国GDP的50%。德国的赶超靠的也是大企业，以西门子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业巨头、大型钢铁企业，至今在世界500强中仍有30多家，是德国实体经济的重要根基。日本更是靠大型突起的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军特意把它的大企业军工企业、重化工企业保留下来，日本在世界500强中数量长期居第二（2012年首次被中国内地超过），从而维持了数十年第二大经济体地位。后起的一些经济强国也是如此，最明显的是韩国，被称为“财阀经济”，钢铁、造船、电子等十个大企业占全国GDP的42%。从全球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平均来看，大企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大约在40%。
苏联也曾如此。从建国初，列宁就强调国家要掌握大的生产资料，以大企业为主开足马力追赶发达国家。后来仅仅用了30多年的时间，就成了可与西方匹敌的大国，并能打败希特勒，成为军事强国，宇航技术领先。虽然苏联在经济结构上有失衡之处，但其运用大企业战略实现了迅速崛起，这是一个不可抹杀的历史事实。
我国用不到30年时间基本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，起初也主要依靠近200个大企业群体的带动功效。“两弹一星”和后来的神舟、嫦娥、天宫（尤其是近期的载人对接）等航天奇迹、诸多科技创新工程，以及许多巨大工程（如钢铁速进、几十个油田的形成、三峡枢纽、西气东输、西电东送、青藏铁路、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络以及正在进行的南水北调工程等等），无一不是靠大企业为载体完成的。近年来能够成功抵御史无前例的国际金融危机，首当其冲的还是靠大企业转危为机。现在“走出去”的主要力量仍是这些大企业，并能同世界诸多跨国公司竞争。
国内外这一系列的事实证明，大企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载体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扩展和提升都具有带动作用，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条规律。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，关键就在于发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。
同时，我国现在有充分条件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改革，国有大型企业实现形式与运营机制已与市场对接，力量进一步增强。2012年，在世界500强的大企业中，中国大陆有73家（其中内地69家，香港4家），排世界第二（超过了日本）。这些大型企业正在承担着国家的主体方式，包括生产、销售、研发、“走出去”、进出口等“一条龙”模式，成为多数行业的“领头羊”。尤其在科学技术创新和应用上，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成为一支最大的新型生力军。它们拥有国内最先进的技术设备、技术力量，积累了丰富的研发成果和创新、应用的经验，设立了重点实验室、重点工程技术研发中心，占有70%以上的科技资源。近5年央企每年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8.5%。基于这样一些巨大优势，我国完全有条件主要依靠大企业集团的引领，带动重要产业和行业实施“突围”战略。事实上，各地区的各类企业正在同中央与地方的大企业协同联合，组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方阵。面对目前需要新突破的前景，我国应当实行大企业带动战略，抢占世界新产业革命的先机。要尽快实现经济转型和“突围”，必须下决心集中优势资源在高端科技领域制胜，依托和扩增大型企业这个载体，集中财力、物力和人才，开拓市场，开发知识产权，用先进的产品打开国内外市场，带动和提升一批行业。这就亟需力排众议、理顺思路，积极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；仅靠分散的零打碎敲难以有重大突破。
二、依靠大企业带动实现关键领域的重大突破
20年前，邓小平提出：“大中型企业不搞活，社会主义优势在哪里？”（《邓小平年谱》第1346页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）他一再强调，每个大企业都要拿出自己的拳头产品，创出中国的品牌，在科技上有一席之地。“全国各行各业都要通力合作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。每一行都要树立明确的战略目标。我们过去打仗就是用这种方法。”（同上，第1336-1337页）经过20年的发展，我们拥有的资源和面临的环境有了很大变化，更需要选好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。这也就是胡锦涛同志所说的在发展新型工业化中要“瞄准重点领域和方向，集中力量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，提高工业制造业的基础能力、新产品开发能力、品牌创建能力、产业集中度，促进全产业链条整体升级，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，增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。”（《人民日报》2010年5月30日）
现在的关键是增强大企业的实力、选准集中优势兵力的突破点。就工业而言，我国优势在哪里？在于品种多、数量大。我国已有220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，重工业是粗钢、水泥、煤等，轻工业也有100多种，产品产量（如家电、皮革、家具、手机、计算机等）居世界首位，已堪称工业大国。这就是基础。短板在哪里？主要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，品牌不多，附加值低，资源消耗大，环境污染重，有的重要原料对外依存度太高，特别是石油和一些矿产原料。可见，我国还不是工业强国，也有被别人抛在后面的危机。从实际情况出发，为打破国际垄断，我们可以将着力点放在两头：一头是与别国在同一个起跑线的新兴产业；一头是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。这两头可谓一难一易。要寻求突破，有的可先易后难，有的则需直攻难点。
首先应主攻关系长远发展的“难点”，以大企业带动战略集中优势兵力突破，在重要的新兴产业抢占先机，变难为易。这里需优先选择的是新兴能源。从前几次工业革命来看，都是率先从能源取得突破的，未来的工业革命也不例外。比如，石油是制约全世界的最重要资源，我国已成为最大的进口国，不仅受制于人，而且运输成本很高，政治风险大，国内物价还受其影响。如能在新能源上取得突破，我国的地位乃至世界的格局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我国制造石油代用品已经有重大进展，神华集团的煤制油工艺已取得成功，我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掌握百万吨级直接液化工程关键技术的国家。我国已在鄂尔多斯建成世界最大的制氢工厂，在制氢和储氢环节位于世界前列，可进一步开拓领先。如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、推广，不仅能克服能源瓶颈，而且对于改善大气环境、发展新化工产业循环链都有深远影响。再如深海采油、可燃冰的开采利用，我国大力向海洋进军，也有可能抢占先机，成为海洋强国。对于水资源，应当着力在海水淡化上争取突破（尤其是降低成本），相应的发展盐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。材料工业需要大力开发，创造钢铁代用品，使我国的建筑设施和其他设施拥有最先进的优质廉价原料，这也是一项革命性变化。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突破，更需要进一步打歼灭战。此外，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大型工业企业开发、制造现代国防设备，包括信息化战争的武器、超级的正规武器与非常规武器，形成以强大现代工业为支撑的钢铁长城，提升战略的防务能力。所有这些，最关键的是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优势群体联合攻关，创新和掌握前沿高端技术。
相对容易突破的是提升传统产业、产品和发展循环经济，但提高集中度、实现规模效益，同样需要大企业集团带动，形成产业链。以机械行业为例，应当集中攻破和占领世界工业的空白点，生产别国不能或不肯下功夫生产的东西。在这方面，中信重工就成了世界重型机械的领头羊。同时也要引领高端科技发展，如发展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电子制造业等。对于那些技术上已经成熟但经营分散的行业，需要大企业支持、引领。循环经济更是大有可为。比如城乡的沼气生产、使用，特别是沼气发电，虽然有许多成熟的技术，但经营太分散，形不成大的气候。为使之集约推广，形成大的产业链，需要以综合型大企业来支撑，把组建巨型畜牧场、规模化垃圾处理厂与建设大型沼气工程相结合，使之成为我国生态能源的一支生力军，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航母。地下资源开采也是如此，再不能以“千军万马”之势乱挖乱采，破坏生态，浪费资源，应当以大企业带动战略合理地开采利用，保持可持续发展。再如，药品、食品安全一直是难以化解的难题。事实表明，单靠小微企业无法根除安全隐患，其监督成本太高。如果组建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链，不仅监督成本将大大降低，而且能够促进内需扩大和出口增加。
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，无论是难点的突破还是易点的攻占，都需要科学技术的有力支撑。中央提出，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，进而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。当前，应当围绕各大企业的战略目标组成产学研联盟，集中优势资源进行技术创新，优化产品结构，创出拳头产品，形成竞争优势。航天、高铁、核电、水利枢纽工程等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，应当集中力量推广，在更多的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创新和高效转化。有条件的科研院所也可以转型为集科研、转化、经营于一身的企业，以独有的优势占领市场，做大做强。
三、处理好大中小企业的关系，实行统筹兼顾方针
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与扶持小微企业是统一的。这一战略中“带动”二字，就体现了这一关系。“带动”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是以大企业为龙头，带动一系列中小企业形成产业链，使大中小企业共生共存，这是一个必然趋势；二是中小企业参与平等竞争，而大企业为之提供保证、树立榜样（特别是在社会责任、转型升级方面）。那种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对立起来的观点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，也不符合外国的实际。即使在西方国家，大中小企业也多数形成共生的关系。比如一个大企业的重大产品，需要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为之提供零配件，有的形成产前产后的链条。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，不仅需要众多大企业引领支撑各个行业，而且还需要几千万中小企业乃至微型企业为大企业配套、补缺，开发新产品，满足市场多种多样的需求和开拓就业空间。有的中小企业也可成长为小巨人和大企业。我们在大力强化和扩增大企业的同时，还要广泛发展中小企业。现在为提供民间资本开辟投资渠道，中小企业也可以在同大型企业协同中参股投资，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平等的，合作是多方面的。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共生形式。
这几年出现了一种偏袒情绪，各种媒体纷纷强调中小企业困难，而说到大型企业，就强调它们占了资源、资金和优势。实际上，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确保民生，产品价格受到国家限制，经营相当困难，电力企业就是例证，铁路也有类似的情况。它们投资大、风险高、责任重、回报低，比一些私营企业困难要大得多，而一些人却盼它们垮台。这就不是从国家大局出发。我们要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，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各类企业的困难，而不能去忙着解决那些高耗能、高污染和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的“困难”。当前，应优先解决那些需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兵团的困难。如果物力、财力过于分散，就不可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势，乃至贻误战机，最后整个国家被动挨打，像邓小平所担心的那样“受人欺负”。
从全局出发，为了更有效地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，国家应当给予大企业多方面的有力支持，把“好钢用在刀刃上”。我们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是应该的，但大型国有企业属于国家，为增强综合国力服务，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，理所当然应得到国家支持。尤其在“十面埋伏”的处境中，更应理直气壮地优先支持战略性的工业工程。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，就无法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。
进一步说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，既要抓住主要矛盾，同时也处理好次要矛盾，摆正重点与非重点的关系，使之各尽其能、各得其所，而不可顾此失彼。“两条腿走路”是必要的，但不能忽视重点。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，打赢歼灭战，必须从全局出发用好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，明确落实“主题”、贯彻“主线”的“主力”，然后兼顾方方面面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，为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创造好的环境、提供更大的动力。
这里优先要统筹的是扩大内需，即为打“歼灭战”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。而扩大内需的前提是深化分配制度改革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，一方面调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性，一方面大幅度提高消费能力。总之，为实现经济转型中的“突围”，必须扫清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理论和政策障碍，坚定地实施大企业带动战略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迈上更高的台阶。
（本文章摘自2012年第16期《红旗文稿》。）